普京警告：后果严重！

其二，在学术文化的层次上，对经的研究不必站在宗经的立场上。

强调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并按照法律理性化和程序化的内在逻辑来合理配置司法权，无疑是对西方现代法治传统的积极吸收。其三，国家法律原本是人们行为的底线，然而由于国家法一元论的法治话语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导致法律标准强于、甚至高于道德伦理价值，以致于国家法律以外的行为规范或准则，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来逐渐确立的政治信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日渐被模糊、消解、边缘化，加剧了社会的道德危机、文化危机和信任危机。

在此基础上，中央进一步作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决定① ，重新将政治上的理想信念、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伦理置于法律之上，法律成为执行政治任务和道德要求的社会治理工具。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司法系统对于普通法系的法治传统也有吸收，在诉讼法的一些基本原则、模式和案例指导制度等方面，都有普通法系的影子。这种法治观念支持了法律移植论，认为只要我们在立法时系统学习西方法律，把西方法律制度引进来，中国的法治也就建成了。正是在这种国家法一元主义法治观的推动下，中国法治建设蓬勃发展，尤其是立法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其二，普通法系国家法院主导的司法法治国，即由法官造法的判例法起主导作用，法院甚至行使司法审查的英美模式。

①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法治路线探讨，请参见强世功在《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一文中的讨论。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体系建设，又开始全面重新借鉴国家法一元论的西方法治传统，强调国家立法的主导性、法律规则内在逻辑性、法律专业集团的自主性和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其二，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割裂历史，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再造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过程，应当产生文艺复兴或法意复兴的历史效果。

（三）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想象力与洞察力作为理论提炼者的两种能力，有助于改进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概而言之，蔡枢衡提及的以上两个方面，可以为外来法学知识的选择性借鉴提供某些参照。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复兴中华法系既是一项中国工程，也是一项世界工程。譬如，关于调解的理论与知识就颇具代表性，古代中国倡导无讼观念，认同和谐价值，有综合运用情、理、法解决纠纷的传统，当代中国的调解理论就是这种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

当然，这些参照依然不够具体，要把这些参照转化成为相对具体的判断标准，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在当代中国，则有党规与国法的并立，党规与国法的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其次，要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来表达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20]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58页。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在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期间，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从法学新知的发生机理来看，新的材料、新的资源的引入，是形成法学新知的必要条件。

最后，要坚持唯物史观，这是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应当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理论，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就是这样一棵可以生长的古树，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时代化再造的前提条件。以《诗》《书》《礼》《易》《春秋》为核心的典籍，承载了中国民族之灵魂的传统形态。

[10]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百年以降，关于中华法系以及新中华法系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学术文献。

（二）从新中华法系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既可以通过文艺复兴来理解，也可以通过新中华法系来理解。当代中国关于人权、人民主权的理论与知识，是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生长而成的，早已成为中国本土的、自主的法学知识。

但如前所述，宋明理学本质上是中国固有的儒家之学与道家之学以及外来的佛家之学化合融会的产物。[17] 王立民：《复兴中华法系的再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3期，第210、208页。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有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中国化表达。[13]清代二百余年的学术思想，在梁启超看来，相当于西欧的文艺复兴。如果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那么，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理论与知识，同样源出于鲜活的、自主的法治实践。从建构方法、建构策略、建构路径的角度来说，应当着眼于深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中国化表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改进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加强外来法学知识的选择性借鉴。

到了20世纪初，德国人斯宾格勒在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重提托勒密体系并提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概念：这种使各大文化都把我们当作全世界事变的假定中心，绕着我们旋转的流行的西欧历史体系的最恰当的名称可以叫做历史的托勒密体系。起立是一种仪式，表示对法官的尊重并向法官致礼。

[29] 吴经熊：《超越东西方》，周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2-93页。[17]根据这种观点，新中华法系的复兴，乃一项跨国性质的活动，涉及多个国家、多方主体。

此书本来是梁启超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所写的序言，然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譬如，关于人权、人民主权的知识在中国经历了上百年的本土化历程后，已经成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9]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页。[23]这里的小切口立法问题与检察官该不该起立的问题，都是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经过理论化的提炼，它们已经融入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中，体现了立足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进而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之旨趣。次年我在《密歇根法律评论》3月号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来自中国古代法典及其他中国法律及法观念资源的阅读材料》。[30]吴经熊的这些自述，正好可以为蔡枢衡的论断提供佐证：吴经熊偶然获得了霍姆斯的友谊，由于受到了霍姆斯的鼓励，便立志将中国法律霍姆斯化。

从宋明理学的发生机理来看，正是基于对外来佛学的借鉴与吸纳，才孵化出新的、自主的宋明理学。[14]在《清代学术概论》的正文中，梁启超又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

然而，认真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本身也是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途径。早在1923年，李大钊就相信：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

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欧洲的文艺复兴堪称古典文化复兴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典型事件，其间，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化经过时代化的再造，促成了欧洲的近代化。把蔡枢衡预期的这个目标转化成为当下的表达方式，那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兴起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中国化表达，早在百年之前就已经开启。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理论，相反，它应当与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中的其他部分融会贯通，并在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中发挥思想引领与理论指导的作用。[1]根据斯宾格勒概括的历史的托勒密体系，我们可以提出法学的托勒密体系。另一方面，对外来法学知识的选择性借鉴，应当有助于造福民族国家。

按照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改进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既要看到中国当代的法治实践，还要看到物质条件对于法治实践以及法学知识的决定作用。在这样的关系中，可以确立选择性借鉴外来法学知识的一种参照：对外来法学知识的借鉴与吸纳，应当有助于在法理层面上，为立国、立法、立政提供终极性的理据，以此培育中国民族之灵魂。

这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主题。[25]这就是说，经济关系对法律的观念具有决定作用，它既决定了法律的实践，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对于法律的观念。

[16] 譬如，1946年，居正在大东书局出版了《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一书。[24]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